数据平台价格歧视行为的反垄断规制问题分析

来源:《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 作者: 高重迎 李晔 人气: 发布时间:2020-08-11
摘要:数字经济条件下,数据平台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价格歧视的行为类型趋于多样化,其违法性认定变得相对复杂,主要问题是传统市场条件下的相关市场界定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规则难以直接适用。

    数据平台价格歧视行为的反垄断规制问题分析

 

    高重迎 李晔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本文载于《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20年第7期

 

    【摘要】数字经济条件下,数据平台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价格歧视的行为类型趋于多样化,其违法性认定变得相对复杂,主要问题是传统市场条件下的相关市场界定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规则难以直接适用。为此,结合数据市场的特性,应回避相关市场界定与市场支配地位这个难题,将嫌疑行为依据相对优势地位的滥用行为进行反垄断审查,并通过制定适用于数据市场的反垄断指南或实施办法,将消费者纳入适用对象,以彻底解决数据平台企业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问题,确保数据市场的有效竞争,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数据平台价格歧视市场支配地位相对优势地位反垄断规制

 

    一、数据平台的特征及其对利用者的影响

 

    数据平台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向多数利用者提供服务的一个无形场所,即所谓的平台,利用者在此平台可以进行商品或服务、信息的交换。通过该平台可以将原本分散零星的利用者集中到这个平台上来,进而形成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市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平台企业急速成长,通过数据平台在全世界相互流通的数据量进入了爆发增长期。当前,微信用户超过了11亿人,Facebook的利用者达到25亿人,阿里巴巴的用户也有10亿人之多,谷歌的访问量一年间超过2兆次成为了天文数字。据统计,全世界所产生的数据量在逐年增加,2018年达到33兆GB,预计2025年将达175兆GB。尤其是近年来,数据平台企业作为互联网数字经济下的新形态得以急速壮大,数据平台经济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一个新动能。

 

    依托互联网技术所搭建的交易数据平台,无疑具备双边市场的基本特征,即平台双方是消费者和企业,而且双方均以对方的数量来作为选择利用平台依据,这就具有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同时,平台双方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又具有相互依赖性与互补性,并要求双边均需要维持足够数量的用户、企业才能维持平台的成长。除具有互联网的这些基本特征之外,数据平台通过对大量数据的聚集、整合、分析、利用等,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与相关利益。但是,因数据平台的网络效应以及相对较低的边际费用的原因,在数据市场中很容易形成独占与寡头垄断,也容易产生锁定效应。

 

    当然,数据平台能够为入住平台的企业提供针对产品生产、销售计划等有效参考数据与依据,能够真正洞察消费者的内在需求,为消费者提供精细化的服务与管理。但是,作为利用平台的消费者与企业,在利用平台时也会产生一些顾虑。比如说,数据平台为了扶持自家的关联企业,也会妨碍与该企业有竞争关系企业之间的交易或者实施差别待遇、价格歧视等。除此之外,平台通过变更其与入住企业的合同,也会引起相应的交易条件、交易费用等的变化,还存在销售信息、客户信息等交易数据的利用范围不透明问题,以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对入住企业随意上涨利用手续费、强制企业购买平台的新型服务等也会影响到入住企业与消费者。因此,数据平台如何保持交易的公正性与透明性、维持公平自由竞争,乃是现阶段平台企业需要努力的主要方向,而这些均涉嫌对数据平台企业的反垄断规制问题。

 

    二、数据平台价格歧视反垄断规制存在的问题

 

    价格歧视又称为价格差别待遇。经济学对价格歧视的解释是将相同的商品或服务以不同的价格卖给不同的用户,是垄断企业利用自己的支配地位通过差别定价来获取超额利润的一种销售策略。一般情况下,市场中的价格歧视行为是被反垄断法禁止的违法行为。数据市场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亦不是法外之地,理论上,同样也应该受到反垄断法规制。当然,数据平台所实施的诸如合同变更、利用费用涨价等可以通过合同法、相关行政法规予以处理与整顿,而价格歧视仍需要通过反垄断法予以规制与处理。但是,数据市场的网络属性,价格歧视认定中需要界定相关市场与认定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以及价格歧视抗辩理由被滥用等造成了反垄断法适用中的极大不确定性。加之目前国内法律规定滞后以及互联网领域中反垄断法适用的谦抑性,使反垄断法规制价格歧视遭遇到了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挑战。因此,现阶段,对数据市场下数据平台价格歧视的规制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亟待予以辨识与厘清。

 

    不可否认,数据市场等新业态、新经济给相关法律适用造成了一定的困惑与挑战。比如,对于市场中流行的“杀熟”行为,学者们从不同法域进行了各自解读:民法学者认为是一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违法行为;消费者法、电子商务法学者认为是违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隐私权和公平交易权;还有学者认为杀熟就是一种价格欺诈、消费欺诈行为,主张依据相关行政规定与消费者法予以查处等,这些主张也侧面反映了杀熟行为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但是事实上,平台企业依据大数据分析的结果对不同企业或消费者实施恰当价格策略的杀熟行为,其实就是看人给价,本质上就是一种价格歧视行为,应该依据反垄断法予以规制与排除。

 

    市场中常见的所谓平台杀熟的价格歧视行为,可以针对平台企业,也可针对消费者,比如,最近热炒的携程杀熟、飞猪杀熟、滴滴杀熟等。从法学角度来探究,依据现行反垄断法规定,针对企业的价格歧视大致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据平台,滥用自身支配地位,对平台入驻企业或与平台交易的消费者实施价格歧视,这类行为一般可以适用反垄断法来解决。但是,要适用反垄断法则首先需要解决数据平台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问题,如果要解决市场支配地位问题,则还需要先解决相关市场的界定问题,这是一个连环作业。然而,数据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与相关市场界定不同于传统市场,它是一个颇具不确定性的难题,这也是反垄断法遭遇的难题之一;另一类是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数据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实施价格歧视行为。该数据平台本身并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该平台在该行业领域相对于其交易对方企业或消费者,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地位,而且该类平台完全有能力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对交易对方或消费者实施歧视行为。对此,反垄断法是否适用、能否适用,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鉴于我国现行反垄断法并未明确规制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这也是反垄断法所遭遇的一个现实难题。另外,数据平台针对消费者的歧视行为,反垄断法能否适用,目前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这也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一个重要难题。

 

    三、数据平台的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与相关市场界定

 

    认定数据平台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判断价格歧视行为违法性的前提和基础。传统市场下认定市场支配地位需要从企业占据的市场份额、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财力和技术条件,其他企业对该企业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以及其他企业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等相关因素来考量。但数据市场环境下并非完全如此。为此,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2019年6月26日总局令第11号公布,以下略称《暂行规定》),在其第11条专门指出:“⋯认定互联网等新经济业态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可以考虑相关行业竞争特点、经营模式、用户数量、网络效应、锁定效应、技术特性、市场创新、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及经营者在关联市场的市场力量等因素。”另外,在《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1条中,也增加了“⋯认定互联网领域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还应当考虑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锁定效应、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素。”,即所谓的互联网条款。显然,这些规定对互联网环境下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作出了特别安排,进一步明确了所要考虑的特殊性因素与思路,这将有利于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执法实践。不可否认,这些规定为互联网环境下反垄断规制所遭遇的困境提供了一个解决之策,但不难发现这些规定仍显得比较原则,其可操作性受到质疑,而且相关因素的考量还需借助经济学分析,实质上并非是解决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难题的全能解药。

 

    学术界对互联网背景下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问题早已开展研究,已积累大量文献与研究成果。反垄断法学者们从事研究的着力点与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趋同性。综合来看,一是认为互联网背景下市场份额这一认定要素的作用逐步退化或弱化。主要因为相关市场难以界定,这样直接导致了市场份额更加难以界定,也使市场份额的精准性特征消失,加上市场份额的计算方法各异、举证难度大,导致这种基础的认定方法不再是无所不能。但是,这并非说是以市场份额为主要考量要素的市场结构界定方案完全无用,比如,虽说市场份额在多归属双边市场模式下作用降低,但在单归属双边市场模式下还是需要测算市场份额,按照传统方法来界定。二是大都认为需要考察市场进入障碍的各种要因。如双边市场特性、规模经济效应、网络效应、范围经济、模仿效应、用户习惯、用户粘性、准入限制等,基本上符合前述《暂行规定》的规制内容。三是扩展了市场份额的内涵,可从平台所拥有的客户量、交易量、数据量、流量等指标来判断其市场份额的大小。基本上反映了学术界对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具体到数据平台主体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则与互联网市场基本一致。但是事实上,数据市场的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其他企业也能够轻易地获取少量的同类数据,而且取得数据的成本也并不高。实务中,平台下游企业对平台的依赖程度也较难取证,加之数据平台极有可能会将自身市场支配力传导至相邻市场、并为在该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力提供支撑,等等现实导致认定数据平台市场支配地位相当困难与无助。而上述研究成果或行政规定,虽然能解决现实中部分平台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问题,但只能是个案适用,尚不能作为一个普遍适用、行之有效的反垄断工具来运用。

 

    依据反垄断法规定,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前置作业是首先要界定相关市场,这是认定数据平台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逻辑起点,也是反垄断法适用的重点与难点。界定数据市场的难点在于是界定平台免费一边还是收费一边的市场,抑或是两边同时界定。当前,国内外普遍主张需要界定收费一边的市场,但也有学者主张界定免费一边的市场,即可以依据免费一边市场吸引客户与数据量的大小来界定,因客户与数据会带来另一边市场的广告和相关的经济价值。其次,假定垄断者测试(SSNIP)作为界定相关市场的常用方法,已不能完全适用于数据市场,这在最高法院3Q案判决中已予以明确。因此,目前基于何种有效方法来界定相关市场并未明朗。而黄勇教授则主张,当某些产业尤其是互联网产业,在界定相关市场困难的情况下,可淡化相关市场界定环节,并建议积极探索新型、反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互联网行业相关市场界定规则是数据市场相关市场界定的依据和基础。现实中,因大量数据并未进行实际的交易,而且数据之间的互补性一般会大于替代性,因此会导致需求替代的分析方法失灵。另外,数据也很可能造成进入市场的障碍或扩张壁垒,因此在界定相关市场时,是按照数据本身的属性来界定还是按照其自身用途或该数据产生的数据产品抑或扩大相关市场的范围将消费者服务市场也纳入界定范围,这是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目前为止,可以说如何界定相关数据市场与如何认定数据平台市场支配地位尚未有一个成熟的规则或标准。

 

    四、数据平台企业价格歧视的违法性认定

 

    传统市场下现行反垄断法把价格歧视作为差别待遇的一种来规制的,采取合理规制原则。差别待遇尤其是价格歧视一般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歧视性的差别待遇。这里的“条件相同”是指交易相对人之间在交易安全、交易成本、规模和能力、信用状况、所处交易环节、交易持续时间等方面不存在实质性影响交易的差别。因该嫌疑企业人为地使部分交易相对人处于有利的地位,而另一部分企业则处于不利的竞争状态,最终会危害机会均等的自由市场竞争秩序。由此可见,价格歧视的构成要件:1需要主体企业具备市场支配地位、2存在歧视性的交易条件与价格歧视的事实、以及3实施价格歧视不具有合理性、4最终损害了相关市场竞争等。那么,数据平台若实施价格歧视,虽说其具有特殊性,但是并不能回避或拒绝适用反垄断法,同样应该适用反垄断分析框架。质言之,上述构成要件仍然适用于数据平台价格歧视违法性的认定。但是,适用反垄断法首先需要解决上述所指出的相关问题。

 

    首先,平台需要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与实施了相关价格歧视行为。这就需要证成对价格歧视的合理性以及给市场竞争造成了损害。传统市场下有关行为合理性的证成可依据《暂行规定》之规定,即需要满足:1根据交易相对人实际需求且符合正当的交易习惯和行业惯例,实行不同交易价格;2针对新用户的首次交易在合理期限内开展的优惠活动。可见,该项规定并不影响数据市场环境下的适用。那么,至于给市场竞争造成的损害后果,质言之,限制、排除市场竞争的后果,运用传统市场下的合理原则,也可详细分析其积极效果与消极效果。需要注意,数据市场的价格变动要比传统市场复杂,而且数据市场下的价格歧视大致上通过两类价格行为来实现:一类是动态定价。动态定价的核心在于供需平衡,可谓是供需双方为达到平衡点而作出的价格调整。传统商业时代一般会依据季节、地域、时段等来实行动态定价,但其反应速度相对较慢,而在数据市场背景下,可利用其大数据技术,基于供需变化而实施,其动态定价则显得更加便捷和快速;另一类是个性化定价。是数据平台依据消费者的购买力、消费嗜好等特性,为单个企业或客户量身定做的价格,实质上就是一种个性化的价格歧视。该类个性化定价行为不同于基于供需变化而实施的动态定价,它是基于企业或消费者客户的消费特点来决定实施的。总之,无论动态定价或是个性化定价,均需要慎重分析该类定价的合理性与公平性。比如,上班高峰时期网约车的价格歧视现象一直就存在,平台赚取了大量利润,也增加消费成本,表面上是违背消费经济学原理的,但是这种歧视行为可能会更好地平衡市场供需,合理、高效地配置交通资源。客户也许会认为这不公平,而实际上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能算是不公平,也就是说,该价格歧视的积极效应要大于消极效应。然而,如果是数据平台依据自身所掌握的消费数据,来预测客户支付意愿,并以此实施价格歧视的话,那就具有涉嫌违法的可能性。另外,可以利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从该类行为实质影响社会福利的程度、获取消费者剩余的难易程度来判断其对市场竞争带来的后果。

 

    其次,平台的最惠待遇条款(MostFavouredNation,简称MFN)与价格歧视也存在诸多关联问题。最惠待遇条款又称最优价格条款,原是指买卖合同中卖方承诺给买方的最惠价格,也就是不高于其他任何购买相同商品或服务的购买者之价格的规定。比如,电商市场中平台会要求入住企业签订一份保证其在该平台上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价格不得高于其他渠道价格。原本,MFN条款具有防止价格歧视、促进竞争的积极效应,比如,可以限制上游企业对不同平台区别定价的动机与平台间的竞争,排斥潜在的市场竞争等。但是,现实中具有优势力量的平台,会利用MFN条款要求平台内的企业向消费者提供价廉的商品或服务,而背后却向平台内的不同企业变相收取不同的佣金或费用获利。平台利用MFN条款增加了业务、赚取了利润,实质上却是增加了消费者的消费成本。诚如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诺尔所述的那样:消费者认为通过Booking.com预定的房间一定是最便宜的,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因平台拥有庞大的客户访问量,Booking会要求酒店必须给出最优价格条件,而且还必须把房价的一部分给平台作为佣金,酒店被迫提高房价,其结果是平台赚取了利润,而消费者成本却增加了。因此,2013年12月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最终认定Booking.com的狭义最惠价格条款违反竞争法,并要求Booking.com移除最惠价格条款。鉴于MFN条款一般具有促进竞争和抑制竞争的双重效果,同样需要运用合理原则进行综合、全面的考量。随着新经济业态的发展与壮大,MFN条款从基础形式衍生出多种复杂形式,增加了反垄断执法难度。

 

    五、数据平台价格歧视的反垄断规制对策

 

    通过对反垄断法规制数据平台价格歧视所遭遇难题的概括分析,不难发现,认定数据平台价格歧视行为违法性的首项要务则是认定数据平台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之后才能判定其是否实施了价格歧视行为,还要对该歧视行为是否具有公平、合理等正当理由,以及评估该行为对市场竞争的损害后果等,实际上与传统反垄断分析思路是一致的。如前所述,截止目前,对于互联网行业尤其是数据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与界定相关市场的标准十分抽象、模糊,考量因素相对原则,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实用工具。再者,数据市场的现实情况是,并非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可对其入住企业实施价格歧视,一些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平台同样可以对其入住企业实施价格歧视。鉴于此,本文建议回避对数据平台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与相关市场界定的相关作业,取而代之的是认定数据平台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直接将嫌疑行为作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来认定其违法性,这样就能省去繁琐、复杂又不确定的相关市场界定与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作业。而且数据平台与平台入驻企业大都是交易关系而非竞争关系,这为规制平台价格歧视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环境与条件,也能为及时有效地抑制数据平台价格歧视违法行为,保障互联网领域与数字经济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与消费者利益。建议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或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据现行反垄断法酝酿出台《关于禁止平台经营者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指南》(假称),以应对当前的数据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同时建议制定指南时直接将消费者个人纳入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适用对象,以期解决现实中平台针对消费者的大数据杀熟问题。其实,这种通过立法规制新型市场中滥用行为的做法我国并非首例,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于2019年12月7日就出台了规制平台企业滥用行为的执法指南,即《数据平台企业与提供个人信息的消费者之间在相关交易中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有关禁止垄断法指南》,该指南有效解决了数据平台滥用行为的规制问题,并把消费者纳入了滥用行为的规制主体,同时解决了平台对消费者的价格歧视无法适用现行《禁止垄断法》的问题。

 

    但是,目前我国对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如何规制尚无定论,还处在一种模糊、混沌、无厘头的状态,而现实状况彰显出应快速规制相对优势地位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无论是要通过出台指南或实施办法的形式还是采取其他形式来规制该行为,则必须要解决如下问题:

 

    首先,应该厘清相对优势地位的内涵。学术界对此并无争议,一致认为相对优势地位是指在具体交易过程中,交易一方在资金、技术、市场准入、销售渠道、原材料采购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交易相对方对该经营者具有依赖性,难以转向其他经营者的一种地位或状态。该定义明确了认定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核心在于交易相对方对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具有“依赖性”,不具有选择其他市场主体的自由选择权,或者重新选择将使其不合理地丧失已经投入的成本。当然,相对优势地位不同于市场支配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市场支配地位要考察的是市场占有率,而相对优势地位则主要考量交易一方是否对另一方有某种程度上的经济依赖性;二是市场支配地位是相对其竞争对手而言的,是竞争者之间市场力量的对比,是市场经济中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而相对优势地位是针对它的交易相对人而言的,是市场主体与其交易对象之间市场力量的对比;三是市场支配地位的结论可以适用于整个相关市场,但相对市场优势地位则需要进行个案分析。

 

    其次,把握了解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规制现状。当前相对优势地位并未在竞争法(含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予以明确规制,也没有相关的竞争法律制度对其进行调整。《反不正当竞争法》曾经在2015年公布的修订草案送审稿第六条作出了规定,然而基于相关市场界定困难和法律的确定性及可预测性等方面的考量,最终没能保留相对优势地位条款。而《反垄断法》中市场支配地位又与相对优势地位差距甚大,亦无予以明确规制,但有学者主张适用反垄断法具有一定必要性和独特优势,认为其适用主体的范围更广泛,而且世界多数国家的反垄断法大都对该行为进行了规制,因此建议纳入反垄断法规制或解释第18条“(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来适用。实际上,早期明确规制相对优势地位行为的是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2006年7月)部门规章。该规章在大型零售商向中小供应商滥收“进场费”、“入门费”等费用或附加不合理条件、物业公司向进入小区的公用企业滥收费用、市场管理公司强迫经营户接受其指定的物流服务等一定行业和领域发挥了一定积极效果。但该规章存在着适用范围窄、法律位阶低、执行不力、效果有限等不足。然而,2019年开始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则对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行为予以明确规制。该法第35条规定了平台企业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以及技术等手段,对平台内企业在平台内的交易、交易价格以及与其他企业的交易等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或者向平台内企业收取不合理费用等作出了明确规制。但是,该法是电子商务行业领域的基本法,该条款可谓是“独立于竞争法的市场规制条款”,加之其制度设计尚不精细,被规制主体相对宽泛等,其适用效果尚有待持续观察。

 

    最后,严格设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构成要件。其一,需要界定数据平台具有相对优势地位,即主体要件。优势地位的一方主体须在交易关系中而非必须是竞争关系中占有强势地位,而非市场支配地位;另一方主体即依赖主体必须对其具有依赖性,该依赖性是判断相对优势地位的核心,这也正好符合数据平台企业现状。其二,是具有相对优势地位的主体客观上实施了滥用行为,即行为要件。判断评估该行为是否构成滥用的依据主要包括相对优势地位主体提出的交易条件是否合理或显失公平。比如,互联网行业中的“二选一”等强制不兼容即为常见的滥用行为。其三,该滥用行为已造成或极有可能造成的后果,即后果要件。需要考察该行为是否妨碍了其所在相关市场或上下游市场的竞争秩序,并最终损害了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与消费者福利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具体到数据平台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实施价格歧视行为的违法性认定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有:1对于平台入驻企业而言,除了该数据平台并没有其他可替代的平台可利用;2数据平台相对于入驻企业而言,能够左右其价格;3数据平台实施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形式与实质、手段与目的等;4考察的对象可不考虑相对优势地位主体是买方或卖方;5对依赖性的考察必要时可以予以细分。比如,可以细分为对品牌、物流、资金、营业设施等的依赖来具体判断;6对竞争效果的考量,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的“无正当理由”的考量要素仍具有适用性。

 

    另外,关于数据平台利用MFN条款实施价格歧视的问题,应该在综合考察各类因素的基础上,依据个案分析予以审慎处理。实质上MFN条款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而同时具有促进竞争与限制竞争效果。但平台与入住企业通常会通过MFN条款来设置一些辅助条款,达到实施MFN条款的效果。一般情况下,市场集中度越高,MFN对于市场竞争的限制作用就越明显,因此需要对平台所在的市场结构、平台的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以及数据市场的动态竞争等状况进行全面、合理的经济分析与综合评估,审慎处理MFN条款所关联的价格歧视问题。

 

    当然,通过立法可以解决有法可依问题,但行政执法与司法以及市场监管与行业自律也是不可或缺的。解决数据平台企业的价格歧视等滥用行为,并非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还需要兼顾平台创新发展的激励、交易对方企业以及消费者利益等,既要体现反垄断法的谦抑性,又要有效打击平台违法行为,以维护数据市场公平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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